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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育正气、浩然之气。

[39]其次是对新知发现作为一种艺术性活动的认识。而尊人人所禀有的天命之性，则正可以指向由子思、孟子所特别标榜、为宋儒所特意阐发的心性之学。

在具体分析斯多葛学派所带来的这种哲学转向时，沃格林指出，扭曲始于抽象概念的发展。[36]当然也可以这么说：贤人君子应当学习圣人行中庸之道，从而使自己有像天一样的高明之德。【摘要】 三才之道是对中国文明的超越秩序的最简要概括，与沃格林的原始存在共同体的四元结构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从体验与符号化表达的关系来看，既然意识的平衡要通过符号化形式表达出来，那么，平衡问题就会在符号化表达的层次上呈现出来，因而就存在符号化表达的平衡问题（the problem of balance of symbolization）。而所谓尊圣人，也就隐含着尊圣人所确立的经典以及圣人所制作的礼乐教化（尊经与尊礼）。

关于黑格尔以不幸意识与幸福意识区分以色列人与希腊人的不同精神、并认为基督教并未克服不幸意识的详细分析，可参见Jean 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Samuel Cherniak and John Heckma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c， p191. [27]沃格林将希腊文明的特点概括为人类学秩序，将以色列文明的特点概括为救赎论秩序。朱子则反对以人德、地德、天德来对应尊德性、致广大与极高明三句，见于他在《中庸或问》中对持此说的游酢的批评：游氏分别至道至德为得之，惟优优大哉之说为未善，而以无方无体、离形去智为极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为德性、广大、高明之分，则其失愈远矣。二是自然所成各物以外的不动变本体。

在老聃思想中，符合自然的生活，即那种无知、无欲的状态，乃至知和曰明的明，皆为心的作用。时至战国，儒道对立，势若水火，实质上是价值观的对立。（见冯友兰，2001年，第2册，第246页）后来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试图区分中西哲学之异同，认为中国哲学可以约略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修养论，政治论，五部分。再次，基于以上两点，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依赖物质条件。

因此，先秦诸子在建立各自的伦理学体系之时，就不得不表达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无独有偶，在否定儒家所倡导的传统伦理道德问题上，庄子和太史儋不谋而合，兹不赘述。

现代汉语中的自然，主要指自然界，也就是宇宙万物，即自然所成各物。历史上种种作为宇宙本源、世界本体的范畴，都是哲学家们先由物观道，再以道知物，然后上下察也得出来的。（《汉书·司马迁传》）他还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提到：尝困于宋。（《老子》第52章）母指道，子指天下万物，道与万物是母子关系。

至于社会，则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群体。政治也是道家思想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本原是世界的根基，当然是第一性的，而现实世界只是本体的实现和显现，是第二性的。据此，所谓中国哲学，就是指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探讨自然、个人、社会及其本体的学问。

不过，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这使中国哲学概念变得复杂起来。（冯友兰，2010年，第18页） 道家的核心价值为自然。

在老聃看来，理想的人生是一种符合自然的生活。由物观道，以道知物，上下察也，正是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实，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正是对客观世界亦即物的起源的追问。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对象的两个维度相比较，中国哲学的基本结构有四个突出特征：其一，在横向维度忽略了自然（物）部分，这意味着这部分并不是中国哲学所主要关注的对象。当然，西方哲学也研究人事，但它是把人事作为客观对象来研究，以获得人事的知识为目的的。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提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亚里士多德，第1页）在此书中，他还阐述了对哲学何以产生的见解：就从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来看，也可以明白，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学术。[12]亚里士多德，1959年：《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就此而言，二者具有相同的性质。

由于这些作为价值本源的宇宙万物之母当然是超越的，而在宇宙大化中，价值下贯到既超越又内在的性，故这种观点可以称为内在超越说。这样，本体就成了一个不可验证之物，人们只有通过理智来认知与把握理念本体。

以上所述儒道两家的人生论、伦理学和政治学，皆属现实的层面，即哲学研究对象的横向维度。为研究之便，本文的中国哲学概念限定于中国传统哲学。

（《墨子·贵义》）又说：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二是由具体事物追溯本原，如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通过第三、四两点，中国哲学就有效地解决了西方哲学本体与现象脱节的问题。

评价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其在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效用。拥有深厚人性（德）的人，心就像婴儿一样纯净自然。

由于关注点有所不同，各种哲学对哲学研究对象的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的取舍也不同，增减亦异，由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哲学体系。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

对于这个判断，早有学者指出，这是恩格斯对西方哲学的总结，未必符合中国哲学的实际。（许慎，第239页）《说文解字注》曰：后人以‘原代‘高平曰邍之‘邍，而别制‘源字，为本原之‘原，积非成是久矣。

显而易见，这整个体系就是为了解决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元问题而建立起来的，而人只有在价值的引领下才能正当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因而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价值性而非知识性的问题。其一，哲学产生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而这种惊异，则出自人类的求知本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他还进一步根据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把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然而，在老聃看来，只有实践自然、无为的理念，遵从大道，才能重振传统的伦理道德。

《中庸》开宗明义的三句教被学者们奉为子思思想的纲领，其中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两句，谈的都是心的作用。形而上学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普遍性，另外一个是超越性。

人心论、人性论和本原论属于探索本体的过程，即哲学研究对象的纵向维度。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

否则，如果若干种哲学所欲解决的元问题与基本问题不一致，那么其解决的方式和路径也不会一致，由其导致的组成部分当然不可能是相对应的。不过，在先秦哲学中，人心仍然属于经验层面，本体依旧遥不可及。